第二套房屋贷款

近期楼市的调控之势趋紧，央行和银监会颁布第二套房屋贷款政策，旨在缩小需求，遏制炒房。这个政策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值得推敲。

首先，如何界定第二套房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如果界定的难度过高，则政策的可行性就低了。按照目前普遍的说法，无外乎按照家庭和个人两种。如果按照家庭来界定，在房屋价格不断攀升的趋势下，炒房有利可图，那么，不排除出现“假离婚炒房”的可能。毕竟，“假离婚”不是一个新名词，在以前很多地方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只要出现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大于家庭的时候，总会出现这样的特殊情况。另外，以家庭来界定，可能会限制家庭的合理换房需求，在第一套房屋没有出售的情况下购置第二套房带来的额外成本，将妨碍“阶梯式”步进的合理住房改善计划。

如果按照个人来分，在目前城市中常现的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下，理论上可以买七套房子，对于第二套房屋的限制几乎无从谈起。炒房的利润激励下，这个政策所限制的，也只能是“第八套”房子了。

其次，这个政策的目的，可以说是要提高炒房的成本，缩小炒房的需求。对于炒房者，经过前几年的原始积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资金实力，对于银行的依赖有所下降，因此，炒房的行为很难在根本上得到银行的干预。

对于房产商，假设需求缩小，导致需求曲线左移，造成价格平衡的下降。不过，基于目前的土地使用政策，在短时期内，房产商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供给，使供给曲线也发生左移，保持原来的价格平衡水平。毕竟，房产开发不是完全竞争的行业，不可能在一个市场价格水平无限量供应产品。在一个区域内，房地产行业更类似于垄断竞争的性质：垄断竞争者会极力追求边际利润和边际成本平衡点的价格，以这个价格来指导产品的供应量。在目前的房地产行业，可以说这个价格仍然是大大高于开发的实际成本的，以此使房产商获得了最大的利润。

这个政策的出现，虽意在精准打击，却颇似应景之作。毕竟，货币是中性的。在通货膨胀的宏观大背景下，如何从全局考虑，改善分配，提高劳动者的名义收入，以此应对这些和人们息息相关的必需品的价格上升，可能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按比例招生

近日看到关于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的建议，旨在提高大学招生的公平性，使更多农村的孩子可以得到大学教育的机会。

按照这样的人口比例分摊，无疑农村将比城市占据更多的招生机会，而这种机会，并不是招生过程中通过考生的努力得来的，因此，势必造成负面的激励作用。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考虑到考上大学通常可以将户口迁到城市，在这种激励作用下，可能会出现新的高考移民，目标是农村，结果造成农村的考生更多，甚至局部仍然是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且城市中的考生通常教学条件好于农村，导致录取竞争更为激烈。

这种方法并不能体现真正的录取需求，因为考生和总人口的比例，每个地区是不尽相同的，特别是在城市里普遍的计划生育和老龄社会的出现，导致成年人多，未成年人少，而某些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超生的情况，以及农村户口通过各种渠道进城这个基本上不会逆转的趋势，导致成年人少，未成年多。这种城市人口多，考生少，而农村人口少，考生多，还是会造成人为的录取不公平现象。

农村和城市的划分，人为的建立在农村和城市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假设上，而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受教育机会并不是完全按照区域划分的。比如富裕地区的农村比中西部的很多城市还要富有，前者的受教育机会不一定比后者少。因此，完全按照这样的划分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录取，也会在另一个层面上造成新的不公平。

这种方法体现公平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农村地区考生的大学录取，还存在很多旨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如果要体现公平，这个公平的对象应该是考生的能力水平。那么，既不要如现在般按区域划定，也不要如建议般按人口比例划定，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让大家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公平竞争。既然我们可以让全国在同一天高考，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全国按照同一个录取标准选拔呢？

其次，在大学的学费改革之前，按照一直沿用的招生办法，每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考生可以进入大学，这说明目前的招生办法不是阻碍农村地区考生录取的主要原因。现在农村地区考生入学比例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的学费相对于农民的收入偏高，导致农村家庭无法负担学费而无法进入大学。可以说，在目前大学的扩招和录取比例不断升高的大背景下，不是农村考生没有机会上大学，而是上不起大学。因此，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农村和城市的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大学学费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

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建立在信息交换的基础上。从未成年时期接受的教育知识，到和人在交往过程中发生的交互，到工作之后在社会中的种种活动，人无时无刻不和周围的人发生着信息的交换。信息交换是社会中人的基本行为，彼此交换的信息影响着彼此的行为，人便是在如此简单却又无比复杂的交互中生活。

因为种种因素和原因，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是不同的，所以获得的内容也不同。比如这决定了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有所不同，设想分别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中成长的儿童，由于城乡差别的缘故，很难说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相同的；再比如人们常说，成功是建立在天才、勤奋和机会等等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上，机会就是其中信息交换的一种。人只有获得了信息，才能凭借自己的判断力筛选出对于自己有利的机会。社会如此之复杂，每个人获得的信息各有不同，从而获得的机会也就各有差别；甚至在现代社会很多激烈的竞争中，人和人彼此之间刻意保留某些信息，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以此获得相对于别人的竞争优势；抑或是在某些商业交易中，买卖双方彼此隐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获得利益，正所谓“只有错买，没有错卖”。

这种获得信息的渠道差别导致获得内容的差别，就是信息不对称。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可以说我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是有限的。书刊、杂志或者各种社团、沙龙，以此保证相关信息可以被关心的人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犹记少时喜爱集邮、兵器或其他等等，只能在每个月等待相关内容的月刊，隔三岔五去书刊店问询，每每到手，如饥似渴，意犹未尽。互联网普及之后，信息量爆炸式增长，常如潮水般涌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前获得信息的方式。但是，在“用户生成内容”的Web2.0之前，人们从互联网获得的信息很多都是来自于门户和专业网站上，这些网站本质上和传统传媒无异，皆是需要一整套的信息发布流程来保证的，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网站提供的仍然是经过筛选的信息。这种筛选，无褒贬之意，可能是人的喜好、观点、意识、价值观等等因素造成，仅是传统信息发布过程中人为参与的客观事实，这种事实的存在客观上仍然是造成了信息传递的最有效率性。对于大众来说，很多信息的关注度不同也仅是因为在信息筛选的过程中，编辑们对于不同信息的关注度不同罢了，而不是信息的受众真正的关注度不同。因此，在传统的信息发布流程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虽然有所增加，获得信息量的限度也有所增大，但是，基于这种信息传递过程中人为参与的因素，导致的信息主动获得被动的筛选，仍然会造成信息的不对称性。

我们无法避免人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的筛选行为，因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彻底消除的，但是，基于“用户创造内容”的Web2.0方式构建的信息平台则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信息发布流程中的环节，从而减少信息被筛选的可能性。基于此种积极意义的方式，可以将互联网的平台变成真正人和人之间信息发布和获取的直接工具，以此帮助人们尽可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当然，工具是为人所用的。客观环境可以允许人们获得尽可能高效率的信息，减少不对称性，但是，基于事物的两面性，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越多，信息量可能性越大，不对称性越小，就更容易沉迷或者被大量类似的信息淹没。这种情况下，更是需要人的主观上对于获得信息具有判断能力和对于自己的控制能力。因此，在任何客观环境下，有效利用时间搜索自己需要的信息，或者有效安排计划阅读自己需要的书籍，这些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尽可能的获取需要的信息，摈弃无用的信息，仍然是对于自己的一种基本要求。“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信息缺乏，严重不对称的年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的年代更是如此。

墙

波光映乐繁华会， 裂土田间祈露归。 若起萧风撕旧帜， 孤杆落下少人随。

习惯

习惯是在人不断重复的行为中逐步养成的。如同那个广而告之的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生物在长期不断重复的行为和外界环境的影响，总会形成一些重复的自然反应，表现在行为举止中，此为习惯。

人可以通过训练获得习惯。这种重复行为的训练可以来自自身，也可以来自外部环境的情景变化。来自自身的习惯培养可以是多种方式的，可能是人自己有意为之，也有可能是随意而行，随之形成的习惯不论褒贬，受外部影响尚小，若有意维持或改之，则需要自身长期坚持；来自外部环境情况则有所不同，此种情况下，牵涉因素颇多，各类习惯养成所处环境也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而且，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中，单纯依靠人的自身力量和坚持，培养或者去除某种和外部环境不合意的习惯，是有一定难度的。想必这也是之所以“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为常理，而“出淤泥而不染”显得可贵的原因了。

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处在社会的环境中，除却自身的小习惯和外部环境关系甚微，大部分习惯和外部环境有很大的联系。所受之教育、所听之话语以及通过种种之渠道获得种种之信息，构成了人的成长生活的外部环境，通过这些信息内容的输入，培养了人的种种习惯。

一些长期养成的习惯容易使人产生对于某些事物的思维定式。从社会的整体角度看，如果大部分人都存在的定式很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些秩序，好坏不论，这些秩序反映了多数人的对于事物的行为习惯，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运行时的特征之一。其中，褒义秩序的存在成为社会的正面特征，而贬义秩序则带来很多负面后果。特别是当某些贬义秩序使人形成了对于事物的固定反应，产生对于秩序的依赖性，从而导致了自我主体的独立思维丧失，依赖“惯性思维”，成为“人云亦云”的机器。此事之于个人，固然可悲；若之于大多数人，乃至整个社会，会引起社会的僵化，丧失整体的独立思维能力，成为“机器”社会，一潭死水，缺乏应有的现代社会的正常活力。

因此，对于秩序，社会应该具有鉴别和修正的能力，在合理范围内将基本秩序形成法律，作为对于人的行为约束和事物建议反应，并尽量减少贬义秩序的存在，以此为基础减少秩序僵化人的思维的情况发生，保护人对于事物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从而存在创新发生的可能性。

重阳

秋风透瑟寒烛挡， 五更犹缝四季裳。 不想着冠多远走， 还留父母盼重阳。

天空

白云远望秋风剪， 碎影残光落破天。 踏马驰京寻旧路， 倚窗顾盼挂新帘。

拆迁补偿

在经历了很多拆迁纠纷和房价的持续上涨之后，上海市区的拆迁补偿费用已然不菲，相对于每户来说，拆迁面积是固定的，唯一可以变化的，就是每户的人口数量，这和补偿金额是成一定的正比例的。人们会对于激励作出反应，因此，对于拆迁地区的市民和符合政策规定的亲属来说，增加拆迁户中的人口数量成为了激励的目标，以此期望可以得到较多的补偿款。

虽然拆迁户的认定方法有相关的政策，但是仍然存在操作的可能性。比如常住时间规定了一年，但是政府不可能在一年内的每天都去检查，况且还有一些常住不满一年的条文，更是加大了操作的可能性，至于举报之类的条款，在拆迁地区所有居民都会面对几乎相同利益的条件下，自然是无法指望拆迁范围内的邻居们互相举报，而不在范围内的人几乎不会关心这种事情。因此，政府无法真正知道每户的实际居住情况。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是在很多市区内的老公房里，因为存在拆迁的潜力，每户人家的户口上都会有很多人口，典型的情况是十几平方的老房子里面一个老人的所有可能的关系人都将户口迁了回来，等待拆迁时可以多些补偿款，而真正住在里面的可能就是一个老人而已。

按此发放拆迁补偿款的结果是拆迁户得到了更多的金钱，这样的计算和发放方式带来了负的外部性：如果是政府拆迁项目，政府支付了额外的税收给个人，损失了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如果是商品房开放项目，拆迁款由开发商支付，增大了新房出售的成本，提高了房屋的出售价格，给其他购房者带来了额外的支付开支；如果人们将额外的钱投入到房产投资中去，也可能提升热点房产的价格。

上海楼市

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越贵，购买的人越少，这是标准的需求曲线模型。但是，有一类商品，因为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商品没有合适的替代品，并且价格变化对于购买者的实际收入影响较大），所以，价格越贵，购买的人越多，叫做吉芬物品。教科书上的例子是土豆之于19世纪的爱尔兰人民，因为那时土豆是主要食物，替代效应很小，所以土豆价格上升并没有减少人们购买的热情，反而是人们购买了更多的土豆。

把楼市作为吉芬物品是很无奈的事情。地区差异导致大城市的人口渐渐增多，住房需求保持旺盛。因为购买房屋的替代品只有租赁，甚至对于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来说，租赁不是长久之计，最终必然需要购房，因此，这种替代品不是很有效，也就无法在楼市价格变化时发挥较好的替代效应。

姑且不讨论楼市的价格是否合理和政府的调控政策是否有效，只从今年至今的价格变化和人们的需求反应来看，2007年的上海楼市大致可以归为此类。虽然很多人已经对楼市观望了很长时间，期间本地的外地的，和父母同住的租赁的，通过种种替代品解决住房问题，但是，从2006年底的楼市低潮过后开始，房屋价格一路攀升，原本萧条的中介门面也热火起来，而且街上也开始出现很多新的中介面孔，经历的五一和一个夏天的持续热火，场面终于在十一假日楼市上趋于火爆。在这种价格的不断上涨的趋势之下，如同吉芬物品所述，作为替代效应小的物品，很多人无奈的开始考虑购买房屋，结果就是十一比五一时的需求量大幅增长。

如果这样的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消费者的收入效应可能会更多的显现出来。如同爱尔兰的人们为了在价格上涨之后购买更多的土豆，从而减少了购买肉的支出，今年购房的人们必将在未来几年内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从而减少了其他具有替代效应明显的商品需求，比如餐饮、服装和私家车等等，因此存在对于社会的整体经济是否合意的影响。

春秋战国

繁星浩百平五霸， 信步王庭布衣达， 七雄战事成旧话， 幸有文书与国家。

博客日之环境

以此响应Blog Action Day：

仰望蓝天

去过欧美国家的人，想必对彼地之空气质量印象很深。只要不是阴天或者下雨，通常天空呈现出沁人心肺的蓝色来，此时登高，视力所及之处，常以地平线尽处终结，深感天地之辽阔，自然之宽广。

在中国东部的城市中，空气质量的糟糕，亦以为大家所共识，尤以大城市为最。记得几年前有次在晴天登高，上及金茂大厦88层的观光之处，原本期望可以鸟瞰一番上海市容，不料到目光所及，整个城市如同笼罩在一片薄纱之中，远处高楼也失去原本的颜色，一律无奈的显出灰色来，更远处，只能见到帐幔舞动，全无天地穷极之象。

夜晚之天空，也以同样无奈示人。犹记儿时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仰望满天星斗，心中盛满好奇，或手持自然课本，对照彩页，在自家阳台上找寻“猎户”、“北斗”或“牛郎”，亦或观察冬夏星座之变化，感受“斗转星移”之妙处。而今，无论四季，除去多云和雨天，天空之中寥寥数星，惨淡经营，常以太白金星最为敬业，其他星宿皆无踪影，不知去向。

如今，每至一地，必先抬头观色，如若有蓝天，心情必轻松，更多时候却被各地阴霾所恶，而深感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但也无束手无策。

二氧化碳

这几年谴责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声音越来越多，诚然我们排放了很多，但是考虑到“中国制造”的名声在外，并不代表我们使用了很多。

因此，设想如同欧美对于食品的营养成本标识于包装，以后，各国生产之物品，也标注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每次包装回收之时，加以统计，年末公布，相信欧美诸国必将大于现在，亦可见我们如何尽吾国排放，便他人之利了。

移动牌照

从固网运营商的移动部门传出的消息表明：固网运营商对于移动牌照的盼望，是非常急迫的。他们迫切希望移动业务可以帮助改善自己的经营局面，解决根本性的固定用户流失带来的利润减少问题。理想化的结果：新的移动牌照是3G牌照，增加移动运营商的同时，通过3G网络的带宽条件大幅改善，必将增加电信市场的增值业务产品类型和层次，扩大市场规模。如果再得以保持市场的竞争局面的话，必将使整个社会受益。不过，鉴于目前的国内的电信行业的现状，仍然需要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思考：

移动对于固定网络的优势是用户终端的便捷性和可携带性，之所以固定用户流失，也是基于此种原因。而在目前2G的低带宽情况下，移动网络的话音业务，仍然是运营商收入的主要部分，虽然移动的增值业务处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但是，增值业务仍然是低带宽条件下开展，缺少后续的动力，以短消息业务增长比例最高，并且占运营商收入的比例也没有处在决定性地位，因此运营商收入的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用户数量的增长而带来的话音业务的增长上。鉴于此种背景下，固网运营商开展移动业务，固定用户会从原来的流失方向只是转变成一部分向别的移动运营商流失，另一部分向固网运营商的移动业务部门流失，再考虑到如果整个电信业现有的移动业务的经营模式不能因此契机发生大的转变，那么，整个市场只能是重新分配的蛋糕的切割比例，而没有通过引入新的移动运营商和网络使得市场规模和业务层次得以提高。

为了保持市场的竞争，需要业务水平相近的对手。现在，固网运营商相对于移动运营商，优势在于宽带数据业务的开展和对于企业用户的更深了解。考虑到企业用户对于移动需求的不明显，对于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宽带数据业务的开展。现在宽带数据业务的开展，固网运营商对于宽带互联网的增值业务的挖掘比不上专业的互联网公司，而专有的IPTV业务，却又因为内容提供环节和广电的若干问题，无法得以大面积铺开。并且，虽然目前移动数据网络受到移动运营商的控制较多，业务有限，但是，随着移动接入的宽带化，在目前互联网的免费模式背景下，用户更倾向于选择互联网的业务，改变的仅是接入方式。如果固网运营商开展移动宽带业务，甚至以后整个移动宽带业务行业，都将面临互联网公司竞争和内容提供这样问题的挑战。甚至，固网运营商是否可以比移动运营商在将来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怀疑，毕竟如内容提供已经不是一个电信行业的问题了。

话题广告

最近博客圈出现了话题广告的业务，聚合服务提供商以付费的形式驱动用户在自己的博客中撰写关于广告产品的文章。Google Adsense根据页面文章搜索，投放内容相关的广告，而话题广告则恰恰相反，完全将页面内容变成了广告。

对于广告主，通过付费的方式购买了很多篇宣传自己产品的广告，此种广告出现在有一定流量评定的网站，是否可以收到效果，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该网站的关注者是否是该产品的潜在购买者。对于热门产品，如IT、财经、旅游等产品来说，相关博客数量比较可观，可以起到较好的广告效果，而对于其他类型的产品，是否可以准确在对应关注人群访问的博客中出现，仍有待观察；并且，根据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假设很多博客的广告文的费率相同，当这些博客出现同一产品的广告文时，这些广告文实际效果的边际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可是广告主却要为每个广告文按照相同的费率支付费用，合理性有待考量。

对于聚合服务提供商，业务的开展，需要承担开发相应的评估系统的固定成本，边际成本是赢取广告主和日常的文章审核工作。因此，对于审核通过的文章，针对广告主的付费收取相应比例的手续费，获得的边际收益是否大于边际成本的，取决于广告主市场的开拓成本和文章审核的人力成本的大小。

对于广告文作者，衡量所得，利用了原本撰写博客的时间，命题写作广告文，若行文恰当，自然可以带来经济利益；衡量所失，广告文占据了作者原本写作博客的时间，干扰自己原本正常的创作思路；同时，对于没有亲身使用过的产品，却要命题写出广告，颇有挑战道德观之嫌；而且，如果博客中日益出现增多的广告文，势必引起访问者和订阅者的不满，产生退订，损失流量，影响广告的效果。至此，想多从流量和订阅数中分享利益蛋糕的同时，却缩小了蛋糕的总量，得不偿失。

因此，这种付费话题广告文模式偏分了Web2.0的内容定义，将“用户生成内容”引导成“用户生成广告”，是否可以起到最大受众的精确营销，值得商榷。

电脑禁令

有句谚语：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说明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物体，可是，相似的物体却很多。当人们无法得到某种物品时，由于种种原因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就会转而寻找相应的替代品。种种之原因，可能是此物的供给太少导致价格昂贵，也可能是此物不可再生，渐渐稀少，甚至可能是行政禁止导致此物市场消失。

今天新闻中看到的“浙大南大等高校禁止新生自备电脑”便是行政禁止的一例。大意是在游戏之风甚上之今日，高校对于大一新生购置电脑采取强制禁止的政策，以此来防止新生沉迷于电脑游戏。

衡量政策的所得，首先，是禁令得以执行，引起了社会对于电脑游戏沉迷的关注，引起社会的思考；其次，对于电脑厂商来说，禁止令将完完全全消除新生的购置电脑需求，消灭了需求曲线，自然谈不上供给。可是，作为网络时代的年轻人，购置需求被禁止并不代表使用电脑的需求可以被禁止，因此，如前所述，新生开始寻找相应的替代品。事实是：因为高校的行政命令并不能对于学校周围的场所进行限制，所以，学校周边开设的网吧因此禁令而爆满。由此，对于一定区域内的网吧市场，短期内席位有限，供给曲线缺少弹性，而需求曲线因为禁止令而右移，必定抬高均衡价格，在网吧营业者的边际成本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边际效益。

而因为边际效益的增加，必将引起新的网吧营业者的进入，如果没有经营许可证等方面的限制，加之此种禁令常年执行，势必将出现学校周围大量网吧的局面，引起市场的完全竞争，最终结果，价格将回到完全竞争的水平，每年入学的新生将从中受益。

衡量政策的所失，首先，是新生购置电脑的市场因为禁令而消失；其次，因为电脑的普及，所以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接触了电脑，禁令只是让其使用电脑的场合从宿舍转移到了网吧而已。当沉迷发生时，新生彻夜不归，引起安全等等社会问题，如果高校就此增加额外的巡夜制度，势必增加额外的管理成本。而且，禁令总是会引起新生使用电脑的不便，在网络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的时代，此种做法将减少学生接触信息的机会，也就减少了学习新事物的机会，这种隐性的社会效益损失，是很难衡量的。

毕竟，青年人的自制力弱些，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沉迷于电脑游戏，通过行政禁令的方式，形式上对于新生使用电脑进行禁止，并不能根本解决电脑游戏沉迷的问题，相反，颇有“因噎废食”之嫌。

拿来的形式

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虽然很难衡量，但是通过不同群体的比较，总是可以得出相对的幸福标准。一旦通过比较，群体间发现了彼此的不同，有了幸福的差距感，那么少些幸福感的群体就有了激励。这种激励会使这个群体以另外一个群体的多些幸福感为标准，努力追赶，形成你追我赶的热闹场面。

有的时候，追赶的群体会发现幸福的差距很大，以至于无法迅速改变局面，激励此刻也会变得愈发的强烈起来，甚至开始鞭挞和折磨人的心灵。这种夸大化的激励会使得落后群体放弃一些常规的手段，转而采用捷径的方法来。最简单的捷径就是直接把先进群体的幸福源拿来，这种幸福源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的，甚至是社会的种种元素。当然，在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前提下，这种“拿来”不是抢夺别人财物，而是效仿先进群体的种种益处，以此期望达到和先进者同样的幸福水平。

正如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是一天形成，群体之间的效仿也无法短期练就，因此，效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落后群体会先选择一些基本的益处进行效仿，同时这些益处又是简单明了，易于执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效仿会成功，而有些会失败。对于那些效仿失败，却又至关重要的益处来说，落后群体仍然迫切的需要具备，因此，对于物质类的益处，则可以采取直接仿制，甚至邀请先进群体进行示范。先进群体的这种示范，有些是无偿的，更多却是需要落后群体付出一些利益。因为这种益处的学习成本，更加凸显了示范过程的价值，所以，在初步掌握了某些益处之后，在理想化的背景下，落后群体会对这些来之不易的益处消化吸收，充分理解，成为自己可以确实掌握的能力，也为将来“举一反三”的将这些益处加以利用做好准备。

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一些另外的情形。落后群体中的某些子群体通过掌握的先进益处，获得了一些先人之前的利益，而且满足于这些利益构筑之上的边际幸福感，导致失去因原先幸福感差距而产生的激励，从而影响整个落后群体的此类幸福感追求。这种边际幸福感，对于子群体是巨大的，但是和先前整个落后群体获得先进益处所付出的边际成本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如果产生这种局面，这种先进益处，则成了拿来的一种形式。

当子群体驻足于此时，新益处的效仿如果会损害到先前的边际幸福感，那么也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这种阻碍，多多少少会导致新益处的效仿过程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到群体掌握的益处的真实性。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先进群体的很多益处，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如若管斑窥豹，势必不能掌握先进益处的精髓。因此，子群体的边际幸福感阻碍新益处效仿的情形发生时，先前拿来的旧益处，成为了另一个层次上的新形式。

随着过程的发展，效仿的边际成本会随着子群体的边际幸福感产生的阻碍逐步增大，当成本大于收益时，整个效仿可能受到落后群体的质疑，执行的过程也会随之放慢，甚至停止。

南唐

佳词散尽兵马见， 绕耳秋风卷浮帘， 金陵抑若无后主， 怎有来人叹凭栏？

宽带

宽带作为家中的公共资源，在父亲需要上网下棋之后显得抢手起来，于是只好采用“时间片”轮转的方式来使用。因为存在竞争性，这种办法的好处是每个人都在保留一定的上网时间的同时，又不会让一个人很长时间里独占网络，引起疲劳；但是缺点也因为竞争性显露无遗：每个人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上网，不得不等候自己的“时间片”。

通常的解决方法是添置一个无线路由器，可以让两台电脑同时上网。套用公共资源决策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上，无线方式的经济成本在200元左右，同时，作为家庭的社会成本，每个人都可以按需使用网络可能造成网络沉迷，导致身体疲劳，影响健康；收益上，无线的接入方式带来了很大的空间便利性，网络的按需使用也方便了家庭成员的时间安排。比较成本和收益，如果可以解决网络沉迷的问题，这个解决办法是可行的。

因此，问题演变成如何防止网络沉迷，在这里，一种是原先只有一台电脑上网时采用“时间片”轮转的方法，另一种是同时上网时靠成员自己进行节制，按照真实的需要进行上网的方法。

前者带有强制性，如果这种资源是社会范围内的公共资源，会因为使用成员数量庞大、无法有效自我节制（如儿童）而导致成本过高、频繁维护、使用效率太低等等问题时适用；而后者带有自约性，强调使用者的自觉性，这是要求比较高的，只能在有共同利益的较小范围内（如家庭），使用成员有限、有自我约束的能力的条件下适用。

现实中，因为很多社会资源的定义和使用对象的复杂，所以是无法完全用二者中的某一者来唯一对待的。在没有经过证明的前提下，一味的使用前者，不必要的强制性措施会损害使用成员的积极性并且带来很多不便，引起行为效率的降低。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两者结合使用，在宽松的定义范畴内使用后者，当对于公共资源的竞争产生外部性，损害旁人的利益时，则需要前者的介入来强制性的解决，并且，通过这种过程中二者的不断调整使用，在一定的时间里，考虑到使用成员的行为稳定性，对于某一特定公共资源的使用规则也会得到稳定。

珊瑚虫

腾讯最近表示自己要作综合性互联网公司，之后发生了珊瑚虫事件。 当珊瑚虫QQ的作者触及商业利益的时候，和腾讯的矛盾就开始激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得理所当然。事已至此，坊间对于珊瑚虫作者的同情者寥寥，多半是站在了反盗版和不法商业利益的角度上。常规来说，这样看是没有错的，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种商业利益之所以是不法的，也折射出腾讯公司目前业务的开展情况。

简单的对于互联网公司的理解：公司的业务是需要通过互联网的浏览器上来进行的，而且，Web2.0的概念将引导互联网公司将业务变成开放的平台。按照这个逻辑，腾讯如果要做，是否应该努力将众多业务的开展通过浏览器来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开放的平台，而不是过分依赖于封闭的客户端呢？

虹桥机场安检的大厅里面有一个巨幅的广告，是关于QQ的影响力的，单位似乎是以“亿”记，QQ作为一款IM客户端，这些年对于国内的用户桌面占领情况可见一斑。虽然，QQ从一个简单的IM工具，发展成有众多附加产品的综合业务集，但是，大多数QQ用户使用这款软件的主要用途还是IM聊天。因此，腾讯公司的众多附加业务的开展，都不可避免的需要用户使用自己的QQ客户端：以客户端为媒介，吸引用户进入自己的业务中去，获得利润。那么，珊瑚虫对于QQ客户端的侵占，虽然早期在客观上帮助QQ传播，但是因为引入商业利益而显得刺眼，“动了QQ的奶酪”，最终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综合的互联网公司，如Google般，用户使用Google业务的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浏览器，通过访问Web来进行，而不是打开一个有着Google Logo的专属客户端，这也是Google这样的搜索公司的先发优势。而腾讯作为一个纯IM出身的公司，通过珊瑚虫的事件，也说明了在成为综合互联网的公司之前，依然需要极力保护自己的客户端，以此来保护自己的业务命脉。但是，此举有矫枉过正之嫌，希望不会导致腾讯和综合互联网公司的目标渐行渐远。

北京地铁

北京的地铁近日采取了统一的票价2元，使得很多其他城市的人羡慕不已，不过，同时北京地铁的月票也将很快停止使用了。按照公开的信息看，普票用户的价格平衡点在3.25元，月票用户在1.41元。如果是这样的话，统一票价真的值得吗？

对于普票用户，从供需曲线上看，虽然北京地铁一直在进行新的建设，但是短期地铁的线路不可能增加，因此，供给曲线几乎是一条垂线。这部分用户之所以选择普票，不选择月票，应该反映了其没有长期乘车的需求，新的2元票价将价格平衡点人为的降低，结果是这部分人群获得了额外的福利剩余。地铁作为公共用品，是建立在政府的税收投入基础上的，普票用户得到的实惠也就是以税收为补贴的。

对于月票用户，从供需曲线上看，办理月票表明这部分用户有长期乘坐地铁的需求，这种需求基本上不会随着价格的小幅变动而改变，因此，在一定的价格范围内，需求曲线几乎是一条陡峭的垂线。新的2元票价明显高于目前的月票用户的价格平衡点，将导致这部分人福利剩余减少，减少的实惠将部分成为地铁公司的额外收入。

因此，统一票价是否可以让人得到实惠还取决于那部分用户将占据主导地位。从听证会的公开信息看，似乎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统一票价的赞成和反对人群的类型。如果北京地铁是普票用户占据多数，则总体社会的地铁消费者福利增加，如果是月票用户占据多数，则这将损害社会总体的地铁消费者福利。虽然对于两种人群来说，结果的影响大不相同，但是，从实际情况考虑，长期乘坐地铁的，无疑是上班族占据多数，提高票价的同时取消月票必将损害这些工薪阶层的利益，这似乎不是很符合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相比于其他城市的递进式票价，统一票价是一种新的尝试，也许在票务、财务等上可以证明节省运营开支，从而实际增加地铁的运营利润，将来更好的服务社会。但是，作为公共用品，这个介于两种不同用户人群价格预期之间的统一票价很难让人理解这是一种完全的惠民行为。如果真的是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完全可以在对于普票用户降低票价的同时，保留月票制度，以达到改革探索的同时，保护原有用户的利益。